引  言

　　155年前，香港只是一个默默无名的滨海小渔村，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为英国割据后开埠，当时人口仅只数千，一般商业刚刚开始，都是一些市集式的小买卖，根本无文教事业之可言。

　　其后，在英人经营下，水陆交通逐渐展开，并且成为东西交通要道，人口增加，商业随之发达，文化教育为社会发展之需，书业乃应运而生。

　　当时中文书籍及课本均从上海、广州等地运入本港，部分再由本港转运至东南亚各地，以应华侨之需。外文书籍则由国外进口，除销本港外，也有转运至大陆和东南亚各地。至此，香港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包括文教事业在内的商业转口港，至抗战前夕，人口已达数十万，更俨然成为一个商业发达、转口兴旺的大埠了。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进入了政治上、经济上以及生活上最黑暗的时期，文教事业陷于停顿。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香港重光，商业及进出口业急速复苏，文教事业也开始走上发展之途。

一、文化沙漠时期

　　香港由于一直是个商业转口港，极少独立的工商企业，政府亦无有系统的城市规划，即使在50年代初期，英文教科书还采用马来亚及英国课本，中文课本几乎全由内地供应；中文书店除课本外，皆以文具为主。唯一在本港有印刷出版的仅历书(俗称通胜)、尺牍、旧启蒙读物、医卜星相及标点通俗小说等有数的几种。

　　1948年，有鉴于当时国内外形势的骤变，香港文化界有识之士筹设了一专门的出版机构，那便是在本港最早有正规出版书籍的学文书店(虽然1946年已有一家文化供应社出版了很多文学书籍，但在1949年初便结束了)，以出版文学、学生读物及儿童书为主，其后，1949年至1953年初左右，上海、广州等地陆续有出版界人士来港，带来了大批书籍及纸型，开设出版和经销机构。除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百新书店、大公书局、南光书店、上海书局等外，其他出版机构均在此时期开办，如上海印书馆、文渊书店、励力出版社、文光书局、万象书店、南洋图书公司以及太平洋图书公司等，出版以青少年为对象之文学、翻译、学生补充读物、科技及工具书，而原开设在本港的书店如世界书局、永经堂书局、五桂堂书局、开明书局、民生书局及祥记书局等，除继续出版标点小说、尺牍、武术、医卜星相及历书等之外，也开始出版其他书籍，包括文学艺术、学生补充读物、字典辞典等。但当时本港文化教育水平颇低，学生人数约仅10万人(小学生占极大部分)，有兴趣或有钱买书者，少之又少，故出版的书籍主要运销东南亚以及美国、加拿大等地，而各地的中文教科书，更几全由香港供应。

二、初具雏形时期

　　约在1952年起，私营书店内地来书几已完全断绝，代之以三联书店及新民主出版社为总代理发行内地所有之出版物。而本港由于人口迅速膨胀，工商业逐渐发达,就业人数增加，文化教育也开始受到政府及社会的重视。青年们首先感到有增加文化知识的需要，而适合于此种社会需求的书籍却相对的缺乏，促使出版界在这方面作出贡献；其中最突出的是青年修养及知识性书籍的应时出版，颇受本港及东南亚各地青年的欢迎。教科书出版除中华、商务、正中之外的另一中文教科书出版机构——香港文化服务社也在此时成立，出版中文课本，供本港小学生之用。

　　50年代中期，新派武侠小说兴起，著名作家梁羽生、金庸相继在报章刊出新武侠长篇，风靡一时。1955年，伟青书店首先出版新武侠小说(也出版其他读物)，接着，三育图书公司、环球出版社跟着大量出版武侠小说，并出版《武侠世界》月刊。新武侠书不仅畅销本港，且远及世界五大洲有华侨踪迹的地区，其中尤以泰国为销量之冠。

　　此时，各类书籍的出版，逐渐增加，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亦在本港自行印行书籍；世界出版社出了各类知识性读物及文艺书；友联出版社出版了有名的《友联活页文选》和《儿童乐园》期刊及其他文学读物；高原出版社出版了畅销的文艺小说；上海书局除出版教科书外，还大量出版文学艺术、语文及儿童丛书，全套100本，十分畅销；广智书局出版了普及本古典小说；艺美图书公司出版了一般知识性读物；泰昌书店、侨光书店之幼稚园读本，大中书局出版了中外地图，南国出版社出版了文学及语文读物;以及大光出版社(其前身为学文书店)的文学、技术书和中流出版社的文学、语文书等。

　　至50年代最后一年，万里书店以崭新姿态出现，开始有规模地出版实用性新书，为香港出版界开辟了一条可行的新的途径。至此，香港出版业渐具规模，开始走向发展的道路。

三、发展成型时期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期，本港不但是一个商业转口港，且已成为一个本地工业产品的出口港。由于人口的继续增加，建筑行业应运而兴起；当时本港经济的三大支柱(工业、旅游和建筑)开始形成。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教育的普及，青年对各类实用知识的需求，便变得很迫切了。

　　这时，教科书的出版和供应也起了一些变化：出版教科书的已不只是几家，而有好几家了，不但出版中文的，也出版英文的。同时外国出版商如朗文出版公司、牛津大学出版社和麦美伦出版公司、联邦出版社、海涅曼出版社、时代教育出版社等，先后在本港设立发行或出版机构，大大改善了英文教科书的供应。随后学生人数增加到数十万。学龄儿童进入学校的比例逐年提高，儿童书的需求量随之大增，原有的出版社在这方面供应不足，新雅儿童教育出版社应时成立，专出儿童益智读物及幼稚园辅助读物，今天，它已是一家有名的专业性出版社了。在外语进修方面，1963年开始出版第一本英语学习读物的大家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广为职业青年和学生欢迎的英语读物和资料最新(在当时来说)的英汉双解和汉英辞典，又出版了前所未有的英文注释的中文字典，为学校大量采用。

　　60年代中期，外销书籍开始在东南亚各国纷纷采取当地语文为主的政策下而大受打击，除新加坡外，中文在当地普受排挤，华侨及华裔学生既受当地教育，中文已被认为是一种外国语文，而不被重视了。中文书籍的销售重点遂从东南亚移回本港，一向被视为文化沙漠的香港，唤起了新的生命。到60年代后期，中文书籍的销路日益增加，本港出版物逐渐代替了长期占绝大比例的外来书籍，不仅种类需要增加，质量也要求提高。

　　出版物的日益增多，怎样使其能迅速交到分布香港、九龙及新界的书籍文具店以及其他的售书点呢?一家专营代理发行书籍的利通图书公司遂告成立，担负了大部分繁重的发行工作，既减轻出版社推销、送货的困难，亦便利书店的进货不致阻延，成了出版社与书店之间的桥梁，对推进出版、发展文化起了促进作用。1970年艺美图书公司也开始代理其他出版物，1979年秋末以发行台湾书为主的艺文图书公司进入发行行列，并兼发行本港出版物。1982年初，第二家以发行台版书为主的有成书业公司跟着成立。从此，出版与发行开始分工，把出版业推向新的、有利发展的途径。

四、繁盛兴旺时期

　　60年代末期，内地发动文化大革命，出版事业受致命打击，来书几乎绝迹，加上本港社会动荡，港币随英镑贬值，市场大受打击。而香港一部分正规出版社受内地影响，也盲目冻结了大批好的、有分量的文学作品，而代之以本地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的需要，大量出版各式各样的实用书籍，以满足这方面读者的需求。内地来书既已断绝，香港出版物取而代之挤满了门市书店。台湾出版物也趁此时机打进本港市场。

　　小学生不断增多，课本需求量亦相应增加，外国出版商供应骤增之外，本地出版商在质和量方面也力求改进和提高。不少出版社也开始出版、发行中小学课本及会考升学指南。香港大学、中文大学出版部，也大量出版了学术性书籍；读者文摘出版社除其畅销之中文版《读者文摘》月刊外，开始出版大型中文版画册和书籍；明报出版社(其后再用“明窗出版社”名义出版各类书籍)也出版了一些结合时事的资料性书籍及文艺书等等。

　　香港社会在经过了一次意外的冲击之后，70年代开始，很多学生走出了学校的象牙塔，要求多了解社会，多寻求知识；职业青年、技术工人，也开始养成补充业务修养、增加技术知识的习惯，买书、看书的风气逐渐形成。书的销路因而大为增加，为出版社出版各式各样的书籍——尤其是实用书铺平道路。宗教出版社除出版经书外，也出版很多与修养有关的书籍。出版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香港已不再是“文化沙漠”，而是“文化园地”了。

　　70年代不仅是世界政治大变化时期，也是香港经济大落大起的时期。1971年，本港第一次掀起加租潮，影响了中小书店和出版社的生存。1974～1975年又连续两年经历了20多年来最困难的经济衰退，百业清淡，出版业也无可例外遭受打击，直到1975年夏末始逐渐复苏。进入1976年，工业好转，商场重又活跃，本港经济乃进入大发展，而文化教育的大普及(虽然今天还有10％以上的文盲)便建筑在当时每年数以百亿计的进出口贸易、高度发达的先进工业和社会结构的进化上。今天已出版了大量高质量的文学、艺术和学术性书籍兼有规模宏大门市书店的天地图书公司便创办于1976年。到80年代初，不但工商各业、进出口贸易以及地产建筑业发展到高峰，且更成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文化出版事业，也进入新的里程，其中香港电视企业属下的博益出版社在无线电视强大的宣传下异军突起，出版了文艺及各种知识性读物；山边社出版了大量的青少年文艺读物，为中小学生所喜爱。

　　进入90年代，以出版多样化读物的聚贤馆文化公司和以出版财经小说著名的勤+缘出版社相继登场；联合电子出版有限公司配合急速而来的电子时代，首先进行制作电子出版物，把香港出版业带入新的领域。此时，原有的大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除出版了大批实用书外，还进入出版中学教科书的行列；三联书店也不断推出各类新书，中华书局仍以古籍书为主；现代教育研究社除小学教科书外，也出版一般性学生课外读物，新亚洲出版社出了有份量的文学书}朗文出版公司出版一系列最新英文辞典及一些中文学生读物和中文课本，其他如牛津大学出版社等也竞相出版中文课本。而1980年9月1日成立的联合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统领20几个出版、印刷、唱片、报馆及置业公司等成为本港最大的出版集团。出版社已从50年代初期的10数家增加至今天大大小小超过300家；出版的书籍2000—2400种之间(不包括课本)。中文图书年销售额20多亿元港币，其中教科书约占54％，图书适应范围自幼儿园至大学，除了尖端科学和部分高级专业知识外，一般知识性技术性读物，包括文学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工具书，已应有尽有，市上流通的香港出版物已不下万余种。1996年图书销售点(书店、文具店、百货公司、超级市场等)有800余处。近几年来，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电子出版物等新媒体和图书进入网络已成为一种趋势，1997年4月香港第一家电子书店成立，为海内外读者及书店网上购书提供了极大方便。

　　在出版业与公众的沟通方面，除香港贸易发展局自1990年起组织举办一年一度的香港国际书展外，利通图书公司早在1982年主办了第一届包括香港版、台湾版和大陆版的中文图书展览会，把30年来三地的中文出版物提供给全港各界人士参阅，引起了整个香港社会的哄动。利通主办的中文图书展览，在初步完成提倡读书风气、促进文化事业的历史任务，于1995年第十二届展览结束后，已由香港出版总会接棒。出版总会于1996年3月举办第一届中文书展；’96图书博览会，专门展出本地出版物，让香港各界进一步认识本港出版物之新面貌。

　　在人类历史上，47年只不过是过眼云烟，但在现代社会史上，香港这个地域狭小，既无自然资源，又无工业基础的城市之发展，应该记上一页。尤其是相当长时期在夹缝中的出版事业的进展，能从“文化沙漠”发展到今天的“文化园地”，是经过出版界人士不计辛劳，默默耕耘所得来的成果。际此香港回归新时期的开始，香港特区首长董建华先生在提出施政三大重点时，其中教育列为首要发展的方向，出版为教育资源，唇齿相依，前景一片光明。希望在社会真正繁荣安定的带动下，把出版事业推向新的高峰。